放榜那日，任佳慧是在城南破庙的香案下找到自己卷子的。黄榜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他的名字不在前列，甚至不在任何一列——那篇被御史称赞的策论，此刻正揉成一团，塞在“落卷”筐底，纸上朱批潦草刺眼：
“狂生呓语，毁谤时政，永不许再试。”
庙外下着春雨，淅淅沥沥打在残碑上。他展开卷子，见“清仓廪、肃吏治”几字被朱砂圈得通红，像几道血痕。想起考试时监试官那惊骇的脸，想起胖书生炫耀时的得意，他忽然笑了，笑声在空旷的庙里回荡，惊飞了梁上的蝙蝠。那笑里没有悲戚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冷意——果然如此，圣贤书里的“选贤与能”，终究抵不过三千两贽礼。
他在破庙住了三日，用庙里的残香灰调水研墨，在卷子背面继续写。写路上见过的流民寨，写州县粮仓的鼠洞，写山匪据点的水源图。破庙的墙壁被他用炭笔涂满了字，从《周易》的“穷则变”到《墨子》的“兼爱”，最后在中央画了个大大的“民”字，笔画里掺着他指尖磨出的血珠。
第西日，那个接了他干饼的考生找来了，手里提着半袋米：
“任兄，我中了副榜，分到县里做训导……这是我的束脩，你先拿着。”
任佳慧推了回去：
“你留着，给县里的穷孩子买纸笔。”
考生还要再劝，他却指着墙上的字：
“你看，我在这里写，和在朝堂写，有何不同？”
任佳慧最后还是在州府城郊租了间漏雨的茅草屋，靠替人抄书、写讼状为生。
屋子小得只能放下一张破桌、一领草席，桌上永远摆着那支秃笔和半块松烟墨。来雇他的多是贫民：老妇要写状纸告儿子不孝，货郎要记流水账，戏班要抄戏文。他分文不贵，有时甚至用半筐红薯抵工钱。
某次，一个绸缎庄老板让他抄账本，他却在账册空白处批注：
“某笔‘损耗’三十匹布，按市价可购良田五亩，恐有舞弊。”
老板见了，气得要撕账本，他却不慌不忙：
“我己将可疑账目另抄一份，若老板要灭口，不妨先看看门外——”
原来他早算准老板心虚，故意将写着“告官”二字的纸团丢在门口，引得邻居围观。老板最终只能灰溜溜走了，还多给了他十文钱封口。
他的名声渐渐在市井传开，都说有个
“任夫子”，字写得好，还懂“怪学问”。
有流民来求他，说官府要拆他们的窝棚，他便取出那本《大明律》，指着“凡流民愿归籍者，有司当给田亩”的条文，带着流民去县衙门口念诵。县令恼羞成怒，要打他板子，他却掏出考试时记下的粮仓亏空数据：
“大人若打我，我便把这些数字贴到城门上。”
县令脸色煞白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夜里，他常坐在窗前，就着豆油灯看那本《市井杂记》。书页间夹着新采的草药标本，还有从破庙里拓下的残碑文字。他开始在书里记录州府周边的“怪现状”：某粮商如何用沙掺米，某牙人如何伪造地契，某官衙如何“吃空饷”。写着写着，笔尖会停在“科举”二字上，想起贡院那盏寒灯，想起御史拍案的声音，眼底便燃起一丝不甘的火。
隆冬时节，州府爆发瘟疫，棺材铺的生意好得冒烟。官府只知贴符驱邪，任佳慧却想起《本草衍义》里的“黑豆甘草汤可解百毒”。
他没钱买药材，便带着几个流民去后山挖甘草，又说服磨坊老板赊了半袋黑豆，在破庙里支起大锅熬药。
有人不信：“
书生懂个啥？喝了出事你赔命？”
他不说话，自己先灌了一碗，然后挨家挨户送药。三天后，喝了药的流民果然好转，没喝的却病死了大半。这下没人再疑，连县令都派人来“慰问”，想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。任佳慧当着众人的面，拿出《本草》原句：
“此乃先贤方，非某之功。但求大人开仓放粮，让百姓能吃口饱饭，瘟疫自去。”
县令被噎得说不出话，最终只得拨了些霉变的粟米。
他还做了件“奇事”：用《考工记》里的榫卯原理，给流民设计了可拆卸的“窝棚”——几根木杆，几张草席，半天就能搭起，拆了还能背着走。又根据《水经注》的记载，在干涸的河床下找到暗渠，带着流民挖了口井，解决了饮水问题。流民们感激他，叫他“任先生”，有人把分得的口粮省下，偷偷放在他门口。
某日，他在井边打水，见水中倒映着自己的脸：清癯依旧，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，鬓角竟也有了星点白发。想起十三载寒窗，想起贡院那场考试，忽然觉得，落榜未必是坏事——若真做了官，怕是早被那染缸浸黑了，哪还有机会蹲在泥地里，用这支秃笔，给活人找条活路？
现在，他的《市井杂记》己写满了三大本，改名叫《民瘼录》。里面记着各州府的粮价波动、苛捐杂税、冤案错案，甚至还有各地土匪的活动规律。他用算学统计灾民人数，用药理标注易发病区，用机关术画出粮仓防御图。这些文字不能拿去换钱，却成了他最珍贵的东西。
有时，那个中了副榜的考生会来看他，带来官场的消息：
“任兄，当年赞你策论的陈御史被罢官了，说是‘结党营私’……”
任佳慧听了，只是默默给灯盏添了些菜油：
“他敢说真话，便是好官。”
考生叹气：
“你这《民瘼录》若被官府发现，是要杀头的！”他却笑了，指着窗外——月光下，流民们住着他设计的窝棚，井边传来打水的声响，
“杀头？他们能杀我的头，却杀不了这些事。只要这世道还有不公，我这支笔，就不会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