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那些贪污腐败且行为残暴，严重损害朝廷形象和百姓利益的八名“贪酷”官员，朝廷毫不留情地将他们革职，剥夺其官职，彻底将他们清除出官僚队伍。
而软弱无能、无所作为，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三名“罢软无为”官员，则被冠带闲住，失去了继续任职的资格，只能在家中赋闲。
此外，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的二十西名“科道拾遗”官员，需要重新接受考核，以检验他们是否具备在相应职位上继续任职的能力和水平。
这次全面深入的考察，无疑是对京官队伍的一次大规模“清洗”。崇祯帝满心期望通过此次考察，能够精准地筛选出那些真正有能力、有德行的官员，让他们充实到朝廷的重要岗位，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贡献力量;同时，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淘汰出局，为朝廷官场注入一股清正廉洁、积极向上的新风正气 。
考察结束之后，朝堂之内紧张的氛围依旧没有消散，仿佛一层厚重的阴霾笼罩在众人头顶。许多官员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天发生了重大转折，那些遭到降职或者革职处分的官员，脸上难掩忧虑之色，神情沮丧，未来的仕途之路变得渺茫而充满不确定性;而那些幸运地未受影响、安然无恙的官员，则如释重负，悄悄地松了一口气，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一劫。至于那些被冠带闲住或者致仕的官员，他们的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。一方面，他们在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，对曾经的行为进行深刻的检讨;另一方面，对于离开官场之后的未来生活，他们充满了迷茫和不安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
崇祯帝静静地坐在御座之上，目光冷静地观察着朝堂上这一幕众生相。他的心中，既有对坚决清除官场不正之风、整顿吏治的坚定决心，也怀揣着对朝廷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此次京官考察仅仅只是改革征程的一个开端，要想真正实现大明朝的振兴，让国家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，还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，并且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考验，绝非一蹴而就之事。
随着考察结果的公布，这一消息迅速在京城内外传开，百姓们也纷纷对此议论纷纷，各抒己见。许多人对崇祯帝的这一决策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支持，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彰显正义的行动，有力地打击了官场的不良风气，有助于净化官场生态，提升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和威望。然而，那些被处理官员的家属们，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。他们在私下里唉声叹气，为家人的前途命运感到忧心忡忡，不知道未来的生活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。
崇祯二年，三月十八日，兵科给事中宋鸣梧在朝会上郑重地上疏，言辞恳切且详细地陈述了当时军饷问题的极端严重性。他的奏疏犹如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，瞬间照亮了大明朝军饷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深层矛盾，引起了崇祯帝以及朝臣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。
宋鸣梧在奏疏中明确指出，遵化台军营的兵士们，南兵每月能够领取到的军饷为一两五钱;而北军的待遇则相差甚远，每月仅仅只能得到一石米，换算成白银的话只有一两。新设立的营兵虽然也能拿到一两五钱的折色银，但是本色米却只有可怜的五斗。此外，有马的家丁每月能获得二两三钱五分的军饷，而无马的家丁每月则仅仅只有一两一钱。这种军饷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和不公，极大地伤害了北军士兵的感情，使得他们心中充满了不满和怨气 。
情况愈发严峻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欠饷问题如同一颗不断膨胀的毒瘤，日益严重。士兵们长期无法领到应得的军饷，生活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，甚至被绝望的阴影所笼罩。这种绝望的情绪如同瘟疫一般，在军队中迅速蔓延开来，最终引发了士兵们的集体行动。他们不再默默忍受，纷纷离开营地，西处奔波，只为寻求那本应属于他们的军饷，在无奈之下，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手段。
二月初三日和初八日，遵化西门外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。大量东游兵以及榆木岭、白羊峪的援兵聚集于此。他们在遵化西门外砍伐树木，搭建起营寨，高高竖起了蟒旗。那旗帜上赫然写着“赤心报国，饥军设粮”八个大字，这不仅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国家的一片赤诚忠心，也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对军饷的极度渴望。当地的民众看到这阵势，情绪瞬间激动起来，与士兵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士兵们心中的愤怒被彻底点燃，他们强烈要求得到应有的军饷，并且急切地希望得到潘中军的回应，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。
到了三月二十二日，经过地方官员的一番艰苦努力，终于暂时安抚住了哗变的士兵，让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。然而，这场哗变绝非偶然发生的孤立事件，它如同一个窗口，清晰地反映出当时大明朝军队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。次日，巡抚顺天右都御史王应豸因为涉嫌牟取军饷而激起士兵哗变，被朝廷逮捕。经过审判，他最终被判处死刑。这一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，震动了整个朝廷，也让崇祯帝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。
崇祯帝身处紫禁城，手中拿着宋鸣梧的奏疏，心中满是忧虑和焦虑。他非常清楚，军饷问题不仅仅关乎士兵们的日常生活，更是与国家的稳定以及边疆的安全息息相关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。于是，他果断地下令，要求各地严查军饷发放的具体情况，对于那些贪污腐败、克扣军饷的官员，绝不姑息，严惩不贷。同时，他还严令各地官员必须按时、足额地发放军饷，确保士兵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，让他们能够安心地为国家效力。
与此同时，崇祯帝也深刻地意识到，仅仅依靠严惩相关官员和下达命令，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军饷问题的。他明白，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，从根本上确保军饷的公平合理分配。于是，他紧急召集了朝中的重臣，共同商讨如何改进现有的军饷制度，怎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士兵们的利益，以避免类似的哗变事件再次发生，维护军队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。
崇祯二年，阳春三月，大明朝的西北边陲局势陡然紧张，如同一潭平静的湖水被投入巨石，激起层层波澜。朝廷在这关键时刻，经过慎重考虑，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总督，全面负责三边地区的军事与政务。杨鹤，字修龄，来自湖南常德武陵之地，是一位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，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官员。往昔，他因刚正不阿，得罪了权势熏天、一手遮天的魏忠贤，惨遭免职，仕途陷入低谷。所幸，崇祯帝即位后，拨乱反正，杨鹤得以官复原职，还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，重新在官场崭露头角。
此次杨鹤获此任命，正值关中地区农民起义如燎原之火，熊熊燃烧，局势动荡不安。朝廷迫切需要一位能力出众、经验丰富的官员来力挽狂澜，稳定局面。杨鹤凭借其在朝中的良好声望以及过往出色的政绩，脱颖而出，被委以重任。他被授予兵部尚书之职，总督讨伐农民军，肩负起了平定叛乱、让地方恢复往日安宁秩序的重大使命，其责任之重，不言而喻。
在杨鹤到任之前，商洛道参政刘应遇当机立断，先发制人，在白水成功击杀了起义军领袖王二。随后，他乘胜追击，一路追至汉南，又斩杀了另一位起义军领袖王大梁，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。督粮道参议洪承畴也毫不逊色，成功击破了王左桂所率领的起义军势力，使得起义军遭受重创，众多义军成员被诛灭，起义军的力量一度被极大削弱。
然而，尽管前任官员们取得了这些令人瞩目的战果，农民起义的火种却如同顽强的野草，春风吹又生，并未被彻底扑灭。起义军在经历了初期的挫折后，不仅没有一蹶不振，反而变得更加激进和顽强。他们汲取经验教训，调整策略，继续与官军周旋。杨鹤到任后，所面临的局势愈发复杂，起义军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，如同滚雪球一般，给朝廷的平叛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
杨鹤到任后，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工作中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他在督军过程中并不顺利。面对起义军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民众对起义军的支持，官军的行动屡屡碰壁，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起义军凭借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和民众的掩护，神出鬼没，让官军防不胜防。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给官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使得官军损兵折将，士气低落，更在心理和政治上对朝廷构成了严峻的挑战，动摇了朝廷的统治根基。
起义军数量的日益增多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矛盾己经激化到了极点。连年不断的灾荒，使得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食不果腹;沉重的赋税如同大山一般，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;官吏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，贪污受贿，欺压百姓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民众生活困苦不堪，心中的不满和怨气如同火山喷发前的岩浆，蓄势待发。起义军的口号和行动，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民众心中的希望，触动了他们的内心深处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，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，使得起义军的队伍不断壮大，给大明朝的统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。
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局面，杨鹤心里十分清楚，单纯依靠武力去镇压农民起义，犹如扬汤止沸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于是，他开始尝试转变策略，采取更为灵活且富有人性化的方式，期望通过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、减轻他们身上沉重的赋税负担以及严厉惩处腐败官吏等举措，来赢得民心，进而从根源上削弱起义军的力量，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。
他迅速下令，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与考核力度。对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，绝不姑息，严惩不贷，以确保朝廷制定的各项政策能够切实得到落实，让民众真正受益。与此同时，他积极推动地方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和协商，鼓励官员深入基层，了解民众的实际困难，并尽力为他们解决问题，以此来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，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。
然而，尽管杨鹤付出了诸多努力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但局势依旧不容乐观，甚至可以说愈发严峻。起义军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，他们的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大胆，不再畏惧官军的围剿。杨鹤所率领的军队在与起义军的多次交战中，屡屡遭遇挫折，士兵们的士气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变得十分低落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杨鹤深刻地意识到，要想彻底平息这场农民起义，仅仅依靠军事上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，更需要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，从根本上解决引发起义的深层次问题。
在紫禁城的朝堂之上，崇祯帝和朝臣们时刻密切关注着三边地区的局势发展，他们的心也随着局势的变化而紧绷着。他们对杨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稳定局势，让三边地区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秩序。然而，随着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壮大，朝廷上下的忧虑也在与日俱增，一种不安的情绪在朝堂中弥漫开来。
崇祯帝在朝会上多次向杨鹤询问平叛的进展情况，并对他表达了坚定的支持和充分的信任。崇祯帝心里明白，这场农民起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，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，是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。因此，他下令各地官员要加强相互之间的配合，形成合力，确保杨鹤在平叛过程中能够得到充足的支持和资源，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。